在“国际郡”小区,物业新购进了一台智能停车机器人。它三秒停好一辆车,还会自己找空位,效率高得惊人。可它也把老王的车刮出一道痕,还把整栋楼的车牌数据传到了海外服务器。老王找物业理论,物业两手一摊:“这机器人是外国公司造的,我们只有使用权。”老李提议开业主大会,给机器人立规矩。可一开会才发现:有人嫌规矩太严影响停车效率,有人嫌太松怕出事,还有人根本不愿交智能改造费。 这就是全球AI治理的缩影。AI技术跑得太快,任何国家的国内规则都显得力不从心;AI风险又天然跨境流动,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。全球AI治理不是要成立一个“世界政府”,而是要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,像开业主大会一样,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“最大公约数”——先定底线,再谈完善。本文就用这份“停车公约”的诞生过程,带你读懂全球AI治理面临的五大挑战与前行路径。
看懂全球AI治理挑战,是AI从业者走向国际化的基本功——无论你做模型、做产品、做政策研究,都需要知道规则从哪里来、底线在哪里、又是谁在制定它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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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视化演示
通过治理网络拓扑、技术代差对比和多层治理架构三视角,展示全球AI治理面临的地缘博弈、能力不对称与协同张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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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缘博弈与治理网络 绿色实线:国家间AI治理合作协定 红色虚线:地缘竞争导致治理分歧 Coop(G) = {edges | type=coop} 大国博弈使全球治理框架碎片化
治理缘起:为什么AI需要一份“公约”
老李发现,停车机器人带来的麻烦,根本不局限于某个车位、某栋楼。它的摄像头扫过整片小区,它的算法更新会同时改变所有车道的规则,它在A栋撞了车,B栋的车主第二天才知道。更麻烦的是,这台机器人的服务器在海外,物业想叫停都拿不到权限。老李突然明白:机器人的能力是全小区的,风险也是全小区的,单靠一户业主、一栋楼的规矩,根本管不住它。
AI大模型也是如此。它的训练数据来自全球,算力部署在多个数据中心,一发布就能通过开源社区传遍世界。一次模型安全问题,可能同时影响金融、医疗、交通多个国家的系统。这就是“AI风险外溢”:技术的收益和风险都超越国界,具有公共物品属性。与此同时,各国国内立法速度明显跟不上技术迭代,“治理赤字”随之出现——规则落后于技术,监管跑不赢风险。
衡量治理缺口,可以看一个简单的关系:
其中 $G$ 是治理缺口,$A$ 是AI技术能力,$D$ 是风险扩散速度,$P$ 是现有防护与治理能力。
回到停车机器人:这台机器人越聪明($A$大)、跑得越快($D$大),而物业连急停按钮都找不到($P$小),治理缺口自然就大。所以小区需要一份公约,人类也需要一套能跟上AI脚步的全球规则。
- 分子技术能力 $A$:AI模型的规模、自主决策水平越高,潜在影响面越大,风险基数也就越高。
- 分子扩散速度 $D$:开源发布、跨境API调用、全球供应链都会加速AI风险的传播,扩散越快缺口越大。
- 分母防护能力 $P$:安全测评、内容审核、应急响应、国际合作等治理手段构成分母,防护越强缺口越小。
地缘博弈:谁有权力按住停止键
业主大会刚开,分歧就来了。开豪车的张先生主张“机器人越自由越好”,因为规则越严,他的高级车优势越小;骑自行车的李阿姨则坚持“必须留出公共慢行区”,可没人认真听她说话。更微妙的是,掌握机器人核心代码的国际公司,还分别给不同业主提供了不同的“安全升级包”——谁能主导规则,谁就掌握了下一轮谈判的主动权。
全球AI治理中,地缘博弈正在加剧。主要大国在AI技术标准、芯片供应链、算力基础设施上展开激烈竞争,都希望自己的技术路线和治理理念成为“国际标准”。这种竞争一旦越过正常范围,就会走向“阵营化”:不同国家集团各自推出规则体系,全球治理平台被割裂成几个互不兼容的圈子。
博弈中,各方立场越分散,可用的共识空间越小:
这里 $S$ 是可达成共识的空间,$S_{\max}$ 是所有议题的总体空间,$d_i$ 是第 $i$ 个国家的立场,$\bar{d}$ 是所有国家立场的平均值。
就像业主大会上,豪车业主、自行车业主、担心隐私的业主各执一词,立场离得越远,公约能覆盖的“最大公约数”就越小。地缘博弈的本质,就是在争抢这个剩余空间的解释权。
- 总体空间 $S_{\max}$可以协商的议题总量,比如安全底线、数据流动、算力分配等,议题越多空间越大。
- 平均立场 $\bar{d}$把所有国家立场取平均,作为协商的“中间参照线”。
- 离差项 $\frac{1}{n}\sum_{i=1}^{n}|d_i - \bar{d}|$衡量各国立场偏离平均值的程度,离差越大,共识空间被压缩得越多。
技术代差:豪车与自行车的鸿沟
老王的自行车在停车机器人面前显得很尴尬:机器人能自动识别豪车并优先停进充电位,而他的旧自行车只能塞在角落。更让老王难受的是,他看不懂机器人公司的英文说明书,想投诉都没有渠道。物业说,机器人升级需要业主承担费用,老王掏不起这笔钱——技术能力的差距,让他在公约谈判里连基本话语权都没有。
全球AI发展同样存在巨大“技术代差”。少数发达国家掌握了顶尖芯片、大模型和高端人才,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连基础算力和数据标注能力都不足。这种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,更是治理问题:弱势国家缺乏评估AI风险的能力,缺少监管人才,甚至无法参与国际标准的讨论,只能被动接受强者制定的规则。
用一个代差指数来衡量这种差距:
其中 $C_{\max}$ 是最强国家的AI综合能力,$C_{\min}$ 是最弱国家的AI综合能力,$D_{\text{gap}}$ 越接近1,代表能力差距越大。
停车机器人带来的启示很直接:如果一部分业主连说明书都看不懂,另一部分却能修改机器人代码,那公约从起草那天起就不公平。弥合技术代差,正是全球AI治理绕不开的前提问题。
- 能力比值 $\frac{C_{\min}}{C_{\max}}$最弱国与最强国之间的能力对比,反映弱势方的相对水平。
- 用1减去比值把“差距”转化为0到1之间的指数,比值越小,差距越大,指数越接近1。
- 指数与治理的关系代差越大的世界,各国对AI风险的定义、承受能力和利益诉求越难对齐,全球规则就越难统一。
价值观差异:什么是“好小区”
停车公约草案里有一句“机器人应保护业主隐私”,一石激起千层浪。张先生认为隐私就是“没人知道我把车停在了哪”;李阿姨觉得隐私是“我家车牌号不能被机器人记下来”;海归刘女士则引用国外的数据保护法,要求机器人必须“可解释、可删除”。同是隐私,三个人的理解天差地别。价值观不同,连问题的定义都对不上。
国家之间也是如此。有的国家强调个人权利、言论自由和数据隐私,倾向于对AI进行严格的人权影响评估;有的国家更看重社会稳定、国家安全和发展效率,主张在安全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。这些价值观差异直接体现在治理目标上:同一项AI技术,甲方认为必须禁止,乙方认为应当鼓励,甚至觉得对方“别有用心”。缺乏沟通框架时,技术问题很容易上升为政治对撞。
用平均立场距离量化价值观分歧:
其中 $v_i$ 和 $v_j$ 是任意两个国家的治理价值立场,$n$ 是国家总数,$\Delta$ 表示所有国家两两之间的平均距离。
业主们最后发现,靠争吵无法让“隐私”一词变得清晰,只能通过一个个具体场景去约定底线。全球治理也是一样:价值观差异无法消除,只能通过细化场景、尊重差异、寻找功能性的“公约数”来渐进推进。
- 价值立场 $v_i$每个国家对“隐私、安全、自由、主权”等概念的优先排序,映射成一个数值。
- 两两距离 $|v_i - v_j|$计算任意两国价值观的差异,差异越大,谈判中的摩擦成本越高。
- 平均化处理 $\frac{2}{n(n-1)}\sum_{i<j}$把全部成对距离加起来,再除以国家对数,得到整体的平均分歧度。
执行效力:公约写好了,谁去管?
停车公约大会终于开完,厚厚一本《国际郡智能停车机器人管理公约》贴在了公告栏。可三个月后大家发现,公约基本是“墙上公约”:物业没有设专人巡查,机器人撞了自行车也没人登记,张先生超速停车没人罚款。公约写得再漂亮,没有执行和监督机制,就是一张废纸。
当前国际AI治理的困境正源于此。绝大多数成果是“软法”——联合国决议、G7宣言、各国联合倡议,它们表达共识、引导方向,却缺乏强制约束力。加上各国监管体系各自为政,数据标准互不兼容,“治理碎片化”严重。最要命的是,缺少可验证的国际监督机制:A国声称自己做了安全评估,B国无法核实,违约成本几乎为零。
约束力可以从三个维度评估:
其中 $E$ 是治理体系的约束力,$B$ 是法律约束程度,$C$ 是各国合规动力,$V$ 是可验证性,$w_1, w_2, w_3$ 是权重。
对照现实,大多数国际治理文件的 $B$ 项接近零,$V$ 项也严重不足,所以整体约束力 $E$ 很低。要让公约不变成“墙上公约”,必须提升这三项——这正是下一节要谈的路径。
- 法律约束 $B$规则是否被转化为国内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,硬法约束强,软法约束弱。
- 合规动力 $C$各国是否有内在激励去遵守,比如经济利益、安全需求、声誉压力都会改变动力。
- 可验证性 $V$规则是否可以被客观核查,例如安全审计报告、算力监测、模型备案,验证能力越强约束力越高。
治理路径:找出所有人的“最大公约数”
吵了一年之后,老李提议换一种思路:咱们别追求一部完美的公约,先把所有人都不反对的几条底线定下来。比如“机器人必须装急停按钮”“夜间不得鸣笛”“事故必须记录在案”。这几点虽然朴素,但豪车业主不反对,自行车业主也支持,公约终于有了第一版。
国际社会也在做同样的事。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平台,正在推动《全球数字契约》等文件,先锁定最低限度共识:AI不得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、必须对高风险AI做安全评估、禁止危险的自主决策系统等。同时推行“分级分类归责”——根据AI的不同风险等级,设定不同的治理义务,高风险强约束,低风险松监管,让各国都能找到可接受的参与方式。
治理成本与分歧度的关系可以用公式表达:
其中 $C_{\text{gov}}$ 是达成国际治理所需的总成本,$C_0$ 是基础成本,$c$ 是单位分歧成本,$\Delta$ 是各国立场平均分歧度。
停车公约的经验告诉我们:不要指望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,先通过一个微型“公约”建立信任机制和执行框架,后面才可能谈更难的事。全球AI治理也一样,最大公约数不是理想中的完美规则,而是当下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那条底线。
- 基础成本 $C_0$即使没有分歧,召开会议、设立机构、起草文本也要消耗资源,这是固定成本。
- 单位分歧成本 $c$每增加一点立场分歧,需要额外投入的协调、权衡和补偿的资源。
- 总成本公式分歧度越高,治理成本越高,因此理性的策略是先做分歧最小的议题,再逐步扩大。
中国方案:给停车场装上“公平锁”
李阿姨在会上提了一个建议:“不能光给豪车装高级锁,也得给我们自行车留充电车位;改造费应该按车位大小分摊,而不是平摊。”这话一出,很多中小业主点头。大家发现,只有照顾到弱势业主的能力差距,公约才可能被真正执行。这就像一个朴素的“共商共建共享”方案。
在国际AI治理中,中国主张正是这一思路的放大版。中国提出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》,强调“以人为本、智能向善”,呼吁把发展权放在优先位置,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算力、数据和人才支持,弥补智能鸿沟;同时坚持“共商共建共享”的全球治理观,主张各国无论大小强弱,都有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,支持联合国作为全球AI治理的主要协调平台。
参与度与公平性可以用一个简单指数衡量:
其中 $P_{\text{协商}}$ 是各国参与规则协商的平等程度,$P_{\text{共建}}$ 是共同投入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的水平,$P_{\text{共享}}$ 是技术与发展红利的共享水平。
停车公约最终采纳了李阿姨的建议,设立了“公共慢行区改造基金”,费用按车位价值阶梯分摊。这或许就是全球治理的缩影:真正的共识不是靠强者施舍,而是靠公平机制让每个参与者都有上桌谈判、共同建设、共同受益的机会。
- 协商参与 $P_{\text{协商}}$规则制定是否向所有国家开放,而不是少数强国闭门商定。
- 共同建设 $P_{\text{共建}}$算力中心、人才培训、安全实验室等公共产品是否由各方共同投入。
- 红利共享 $P_{\text{共享}}$AI技术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收益是否覆盖发展中国家群体。
未来议程:从临时公约到常设章程
第一版停车公约运行半年后,小区又出现了新问题:机器人学会了自动识别车牌,交叉楼栋的管理权限模糊不清。物业想临时加一条“机器人夜间限行”,可业主们发现,零敲碎打的补丁已经不够用了。于是大家决定把临时公约升级为正式的《小区智能设备治理章程》,并成立一个常设安全巡查小组。
全球AI治理的未来也必然走向制度化。短期内,通过多轮多边协商,把紧急共识逐步固化为有约束力的国际安排;长期看,要从“软法”走向“硬法”,把可验证的安全指标写进条约,建立覆盖“日常安全监管”与“危机事件响应”的平急结合机制。同时,必须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,让治理体系始终与全球AI能力分布保持同步进化。
治理体系的成熟度随时间演进可以用增长曲线描述:
这里 $L(t)$ 是治理成熟度,$L_0$ 是初始水平,$L_{\max}$ 是理论上限,$t$ 是时间,$\tau$ 是时间常数。
停车公约变成小区章程的过程,就是一部从应急到制度的成长史。全球AI治理也才刚刚走到“第一版公约”阶段,前方的路还很长。但正如老李在业主大会上说的:只要大家还愿意坐到同一张桌子前,公约就有机会不断修订、不断完善。
- 初始水平 $L_0$治理起步阶段的基础,比如已有宣言、倡议、试点机制。
- 理论上限 $L_{\max}$全球AI治理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,受到技术不确定性、国家利益等因素限制。
- 时间常数 $\tau$反映治理演化的快慢,$\tau$ 越小成熟越快;现实中由于各国博弈,$\tau$ 往往很大。
AI 应用场景
场景一:国际组织与智库的多边谈判辅助
阶段:政策研究与谈判策略设计
解决的问题:传统国际谈判高度依赖外交经验,各方立场底牌难以量化。利用前面讲的“立场差异度”和“协商收敛”模型,可以提前模拟哪些议题存在最大公约数,哪些议题会陷入僵局。
具体案例:某智库受外交部委托,在联合国AI治理磋商前,用多智能体模拟系统对30个国家的公开立场进行分析,输出“最快达成共识议题清单”,帮助谈判代表把有限精力放在分歧最小的议题上,最终推动两项安全底线共识写入会议纪要。
场景二:跨国企业的全球合规部署
阶段:产品出海合规评估
解决的问题:一家AI公司要把大模型部署到多个国家,传统做法是每个国家各写一份合规报告,耗时且容易遗漏。参照“分级分类归责”的治理思路,可以建立分级合规矩阵,按不同市场的监管强度动态调整模型能力与安全策略。
具体案例:某云服务商计划在东南亚和欧洲同时上线客服机器人,合规团队根据欧盟AI法案与当地数据法的要求,将机器人划分为“受限级别”,在欧洲关停自动情绪识别模块、在东南亚启用本地化数据存储,两周内完成多国合规落地。
场景三:国际标准组织的安全基准制定
阶段:标准设计与验证机制建设
解决的问题:全球AI安全评测报告“各说各话”,缺少可复现的统一基准。借鉴“可验证性”维度的思路,推动将安全指标写入国际标准,使各国监管机构能交叉核验结果。
具体案例:IEEE工作组在制定AI系统安全基准时,采用统一的对抗攻击测试集与计分卡,要求在报告中公示模型评估环境、数据集版本和复现步骤,以提升透明度并降低信任成本。
Python 演示
# -*- coding: utf-8 -*-"""全球AI治理共识模拟器: 模拟各国(能力, 立场)在多轮协商后收窄分歧""" class AIGovernanceNegotiator: def __init__(self, countries, influence_weight=0.6): self.countries = countries self.positions = [c['stance'] for c in countries] self.weights = [c['power'] for c in countries] self.influence_weight = influence_weight def weighted_center(self): total = sum(self.weights) return sum(p * w for p, w in zip(self.positions, self.weights)) / total def negotiate(self, rounds=30, step=0.05): for _ in range(rounds): target = self.weighted_center() for i in range(len(self.positions)): delta = (target - self.positions[i]) * step self.positions[i] += delta * self.influence_weight return self.positions def gap(self): return max(self.positions) - min(self.positions) def consensus_score(self): return max(0.0, 1.0 - self.gap()) def run_simulation(): countries = [ {'name': 'AI强国A', 'power': 100, 'stance': 0.1}, {'name': 'AI强国B', 'power': 90, 'stance': 0.9}, {'name': '发展中大国', 'power': 45, 'stance': 0.5}, {'name': '技术弱国', 'power': 5, 'stance': 0.3}, ] negotiator = AIGovernanceNegotiator(countries) print('初始立场:', negotiator.positions) print('初始分歧:', round(negotiator.gap(), 3)) negotiator.negotiate(rounds=50, step=0.04) print('协商后立场:', [round(p, 3) for p in negotiator.positions]) print('协商后分歧:', round(negotiator.gap(), 3)) print('共识得分:', round(negotiator.consensus_score(), 3)) if __name__ == '__main__': run_simulation()
self.positions = [c['stance'] for c in countries]提取每个国家的初始立场,立场数值越接近1越激进,越接近0越保守。self.weights = [c['power'] for c in countries]提取各国AI能力作为加权权重,能力强者在协商中的“议价影响力”更大。target = self.weighted_center()计算所有国家按能力加权的立场中心,相当于业主大会上“主流意见”的锚点。delta = (target - self.positions[i]) * step计算每个国家立场与中心的偏差,并按步长微调,模拟一轮谈判的让步。self.positions[i] += delta * self.influence_weight用影响力权重放大或缩小让步幅度,体现强国对谈判节奏的主导。return max(0.0, 1.0 - self.gap())将最大最小立场差转换为0到1的共识得分,差值越小得分越高。negotiator.negotiate(rounds=50, step=0.04)运行50轮协商,观察立场从分散走向收敛的动态过程。
常见误区
误区我理解全球AI治理就是成立一个类似“世界AI总局”的机构,像管空间站那样统一指挥所有国家的AI研发和应用。
正解实际上,全球AI治理是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多边协商,没有任何超国家机构能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。它更像业主大会:把规则写在公约里,执行仍需各国自觉转化成本国法律。当前所有国际AI治理倡议都强调“主权平等”和“自愿参与”,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。
为何常见:因为日常生活中的“治理”往往让人联想到行政管理,而国际治理没有统一的上级权威,容易产生“世界政府”的错觉。
误区各主要国家都公开发表过AI治理倡议,说明大家方向一致,那全球治理应该很快就能落地吧?
正解方向一致不等于立场一致。各国在“谁来治理、治理什么、约束谁”上存在巨大分歧:地缘博弈、技术代差、价值观差异都会让共识难以达成。就像业主们都同意“要管停车机器人”,但豪车业主和自行车业主对“怎么管”的意见可能完全相反。共识只是起点,挑战刚刚开始。
为何常见:人容易把“表态同意”误认为“实际行动”,忽略了国际治理中利益协调的高昂成本。
误区联合国大会通过了AI治理决议,又有那么多国家签字支持,那这个决议应该对各国都有法律约束力吧?
正解绝大多数国际AI治理文件属于“软法”,只有政治和道义约束,不具备强制执行力。真正有约束力的是各国把这些共识转化为国内法律之后。就像小区公约写“禁止超速停车”,但如果没人巡查、没有罚款细则,它只是公告栏上的一句话。执行效力不足,恰恰是全球AI治理的最大挑战之一。
为何常见:人们习惯把“签署文件”等同于“具有法律效力”,忽略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强制力上的本质差异。
误区AI治理不就是定一些技术标准吗?比如设定模型参数量上限、规定算法可解释性指标,达到标准就合规。
正解AI治理的难点从来不只是技术,而是地缘、经济、价值观和法律的多重博弈。比如“隐私”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定义,“国家安全”在不同体制下有不同的边界——技术指标可以统一,指标背后的政治协调极难。停车公约的问题也不在于“机器人用什么螺丝”,而在于“谁的地盘谁做主、出了事谁负责”。
为何常见:因为技术从业者习惯用工程思维看问题,而治理议题天然是跨学科问题,容易低估政治因素的复杂度。
面试题
Q1. 全球AI治理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?
- A.由世界政府统一监管
- B.主权国家间多边协商← 正确答案
- C.科技巨头主导行业
- D.各国各自独立立法
答案:B。全球AI治理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前提,不存在超国家权威,核心是各国通过多边平台协商规则。选项B正确。A“世界政府”和C“巨头主导”都不符合主权原则,D只是国内治理,不构成“全球”治理。
Q2. “技术代差”在全球AI治理中指的是什么?
- A.发明到落地的时间差
- B.各国AI能力差距扩大← 正确答案
- C.模型响应时延的差异
- D.数据标注质量的差别
答案:B。技术代差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算力、人才、数据等AI能力上的巨大差距,故选B。A是时间概念,C是工程性能,D是数据质量,都与“国家间治理能力失衡”无关。
Q3. 下列哪些是全球AI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?
- A.地缘博弈仍在激化← 正确答案
- B.技术代差持续扩大← 正确答案
- C.价值观冲突明显← 正确答案
- D.执行效力依然不足← 正确答案
答案:ABCD。四个选项分别对应地缘博弈、技术代差、价值观差异、执行效力不足,是全球AI治理公认的四大挑战,故全选。思维导图也将其列为治理困境的四个核心维度。
Q4. 联合国推动《全球数字契约》体现的治理思路是什么?
- A.技术强国单边主导
- B.多边协商求同存异← 正确答案
- C.企业自律行业自治
- D.专家委员会全权决策
答案:B。联合国平台是多边协商的代表,目标是让各国先就最低限度共识达成一致,再逐步扩展议题。B正确。A与多边原则相悖,C和D都不是联合国政府间进程的核心机制。
Q5. 国际AI治理中“软法约束力不足”的典型表现是什么?
- A.宣言缺乏强制约束← 正确答案
- B.条约拥有域外效力
- C.标准难以操作落地
- D.市场调节完全失灵
答案:A。软法指联合国决议、G7宣言等不具强制力的文件,只能靠各国自觉遵守,故选A。B“域外效力”是硬法特征,C“标准难落地”是操作性问题,D“市场失灵”不是软法的必然表现。
Q6. 要提高全球AI治理的执行效力,可行的路径包括哪些?
- A.共识转化为国内法律← 正确答案
- B.建立国际验证指标← 正确答案
- C.完全依赖自愿承诺
- D.设立分层归责机制← 正确答案
答案:ABD。执行效力取决于法律约束、可验证性与合规动力。A将软法变成国内硬法,B让规则可核查,D按风险分级明确责任,都是有效路径。C“完全依赖自愿承诺”恰恰是软法低效的原因,不能选。
Q7. 全球AI治理中的“最大公约数”指的是什么?
- A.最大国家的地缘利益
- B.各国可接受的底线规则← 正确答案
- C.最严格的安全监管标准
- D.技术最强国的单方方案
答案:B。最大公约数是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最低限度规则,例如禁止AI用于极端军事目的、必须开展安全评估等。B正确,A、D强加少数国家意志,C过于理想化反而难以达成。
Q8. 技术代差对全球AI治理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?
- A.各国对风险的感知不同← 正确答案
- B.各国都平等掌握话语权
- C.治理共识更容易达成
- D.监管标准能自然统一
答案:A。技术代差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AI风险的感知和承受力不同——弱国缺乏评估能力与监管人才,对风险的判断高度依赖外部信息,故选A。B与事实相反,C、D是代差缩小才可能出现的结果。
Q9. 价值观差异在国际AI治理中的典型表现是什么?
- A.隐私安全优先级不同← 正确答案
- B.技术路线完全一致
- C.监管要求普遍趋同
- D.各方立场毫无分歧
答案:A。不同国家在隐私、主权、安全等价值排序上差异很大,导致同一技术在不同国家的治理结论不同。A正确。B、C、D描述的是“趋同”或“无分歧”,与实际情况不符。
Q10. 关于全球AI治理的未来方向,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些?
- A.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← 正确答案
- B.寻求共同底线共识← 正确答案
- C.只参考发达国家的意见
- D.发展中国家也应参与← 正确答案
答案:ABD。未来治理必须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找共识,并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,故A、B、D正确。C“只参考发达国家”违背包容性原则,也违背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向。